长安十二时辰剧情介绍（从中所见的大唐盛世危机）
2019年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以精良考究的服化道、环环相扣的剧情、高度还原的长安城，成为当年国产电视剧的爆款。
该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诉了唐天宝年间上元节前夕身陷囹圄的前万年县不良帅张小敬临危受命，与靖安司司丞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破除恐怖活动，拯救长安的故事。
《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情背景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时间点。
这一年，唐玄宗册纳杨玉环为贵妃，玄宗一步步沉沦，其时，大唐正经历着中国封建史上亘古未有的极盛时期。
此时的长安，是这个繁荣时代的中心。
但联系之后的历史事实，这个时间点，亦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前夜。
《长安十二时辰》中对大唐盛世危机的描述有很多，多集中于政治危机。
开篇何执正（贺知章）的卜卦就昭示了唐朝国运的走向。
唐运为“午”，午时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时大地的阳气达到了极盛，而阴气开始孽生。
这不正是唐朝国运极盛而衰的缩影？
而剧中的很多事件，的确是在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贺知章占卜唐运
一、玄宗怠政
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
他即位伊始就先发制人，粉碎了其姑母太平公主的夺权政变，清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势力，整肃朝政，结束了武周神龙革命（公元705年）以来唐廷动荡八年的政局。
即位后，他于公元713年改年号开元，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为相，革除武周朝以来的社会积弊。
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整饬吏治、打击食封贵族、整顿户口、提倡节俭、严戒奢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继承了唐开国以来百余年的国力积淀，加上自己的锐意革新措施和贤臣辅佐，开元年间，唐经济繁盛、政治清明、社会祥和、文化发达，国力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新高峰，史称开元盛世。
武周以来开始出现的社会危机，在开元盛世的繁荣下被暂时掩盖。
但开元后期，随着玄宗统治趋向腐败，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暴露。
玄宗统治的腐败，最直接地表现在玄宗怠政的开始。
唐玄宗统治后期，面对盛世的繁荣局面，玄宗逐渐没有了早年励精图治的进取心。
对政事渐渐懈怠，志得意满，追求奢侈浮华、纵情歌舞的生活。
也就是在天宝三载，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从此荒废朝政，半年时间都久居骊山温泉宫。
皇帝怠政，群臣效仿，不良风气弥漫到长安官场，开元时期力行节俭的社会风气一去不复返，大唐沉浸在醉生梦死的浮华盛世里。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凸显。
《长安十二时辰》里唐玄宗在盛世的繁华中沉沦
二、奸臣擅权
玄宗荒废朝政，政事全部委于奸臣李林甫之手。
李林甫是唐朝宗室，其曾祖父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开元二十三年李林甫（735年）以礼部尚书职拜相，次年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兼尚书左仆射，晋国公，称右相。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口蜜腹剑，善于谄媚皇上，阿谀奉承。
李林甫
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
他排斥异己、闭塞言路，豢养大批没有才干的亲信门客，在朝中培植其党羽。
李林甫的弄权使唐廷乌烟瘴气，他建议重用胡将，使得河北胡人势力膨胀，间接导致了后来的安史之乱。
可谓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右相林九郎，原型即是李林甫，其深不可测的心机、只手遮天的权势、嫉贤妒能的品性，在剧中被刻画地淋漓尽致。
唐朝被这样的人管理，怎能不衰落？
奸臣林九郎（李林甫）
李林甫其人尚且具有一定的吏治政治才能，李林甫之后的杨国忠能成为宰相则充分反映了唐朝政治已非常昏暗。
杨国忠一介市井之徒，凭借其杨贵妃兄的身份在玄宗朝平步青云。
杨氏一家外戚炽盛，生活极其奢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行苛政暴敛。
安史之乱前夕，大唐王朝确实显现着亡国之象。
三、税制败坏
《长安十二时辰》借太子李玙之口道出了唐朝税制正逐渐崩坏的现实。
税制败坏或许不如政治危机那样直观，但却从根本上侵蚀了帝国的经济基础。
唐朝前期延续了北魏周隋以来的均田制，国家计口授田。
均田制使得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都可以分到土地，有利于调动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是唐前期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重要基础。
官僚贵族获得的土地很多，平民百姓往往授田不足，而所授田又可以买卖，这就为土地兼并提供了便利。
高祖太宗时期王朝初建，百废待兴，这种现象尚不明显。
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均田制逐渐崩坏，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蔓延。
《长安十二时辰》中小吏之口道出天宝盛世隐忧
这种情况持续到玄宗朝，并伴随着开元盛世的繁荣而愈演愈烈。
均田制实施的基础是国家控制着大量土地，如今大量土地集中于官僚豪强地主手中，国家控制的土地数量减少，均田制施行不下去了。
租庸调制是北朝以来就已施行的赋税制度，唐朝延续，该制度以均田制下的人丁户口为基础。
随着均田制的败坏，租庸调制随之废弛，唐王朝财税的基层毛细血管破坏，税制崩坏，经济紊乱，唐田令税法成为空文。
一个王朝，从诞生到上升，再到繁盛，直至衰落，伴随着从经济复苏、恢复发展到财富集中再到土地兼并、阶级固化，最后制度凝固，经济衰败的过程。
玄宗时期的唐朝，正经历着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演变。
强大如唐王朝，也摆脱不了中国古代土地从分散到兼并集中的必然规律。
太子李玙述说当朝税制败坏的现实
失去土地的农民，多沦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佃户，有一些破产逃亡，成为流民。
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唐王朝的社会基础在坍塌。
同时败坏的田制和流亡的农民也为离心势力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剧中太子李玙在灵武行新税法，开荒屯田，已招徕了数量众多的流民，此举亦可成为藩镇壮大地方势力的办法。
四、藩镇膨胀
唐朝前期延续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府兵以均田制为基础，兵农合一。
进入高宗武周以后，随着均田制的败坏，府兵的兵源日益枯竭。
开元后期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天宝八载（749年），唐政府终于停止了府兵的征发。
从西魏以来延续近两百年的府兵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唐朝开始实行募兵制。
原来府兵制下负责京师宿卫和戍守边镇的军士，分别被长从宿卫和长征健儿取代，招募制的雇佣兵代替了征兵制的义务兵，这是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的重要节点。
唐武士壁画
在府兵制下，地方兵镇较少，兵力分散，重兵操于中央政府，守内虚外、内重外轻，中央对边镇有很强的控制力。
天宝年间实行募兵制后，宿卫京师的卫士多为市井无赖之徒和高官子弟，生活腐化堕落，战斗力低下。
而边镇的兵士长期驻守边疆，战时作战，闲时务农，训练有素，战斗力较高。
边镇的军事由节度使掌握，节度使始设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最初是军事长官。
但随着边地战事的需要，节度使逐渐被赋予了很多民事权力。
玄宗时期，唐朝在边地设立了河西、朔方、安西、北庭、陇右、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史称十节度。
其统帅多由胡族担任，兵力接近五十万。
当时全国的兵力也不过六十万，京师及内地所驻兵力不到十万人，这样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唐中叶十节度使分布图
所谓外重内轻也就有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边镇兵力在数量上多于中央政府，二是边镇军队的战斗力亦高于中央军。
猛将精兵都集中于西北边镇，中原武备空虚，中央政府危如累卵。
安史之乱前夕，边镇节度使已集军事、民政、财赋于一身，“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地方离心倾向明显。
边镇兵士与边将关系密切，形成了士卒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的现象，节度使逐渐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即藩镇。
《长安十二时辰》中唐玄宗被蚍蜉劫持出走后，皇位空虚，各藩镇在长安的眼线留后院即开始打探消息，试图进行夺权活动，说明一旦中央生事，藩镇就有可能叛乱。
而剧中有意无意出现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等台词，也是此后安史之乱的伏笔。
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长安遭遇危机，诸藩镇蠢蠢欲动
结语
《长安十二时辰》的最后，长安的危机解除了，但宣示大唐国威的太上玄元灯楼也被大火吞噬成为一堆灰烬，似乎是对唐朝大厦将倾的隐喻。
燃烧的灯楼预示着唐朝大厦将倾
长安十二时辰故事的十一年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于一身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叛军十五万剑指长安，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
安史之乱是突然的，但中唐盛极而衰的历史事实，早在盛世时就已显现，唐朝的衰败是必然的。
当盛世的繁荣成为往事，唐朝在萧条中重建。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此三个困局成为唐政府肌体上的毒瘤，在中晚唐余下的一百余年里，裹挟着唐王朝走向了灭亡的深渊。